“但是吧，大家也知道，咱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背景、道德观念、语言礼俗等各种方面都和欧洲不同，想来咱们这儿传教，传的还是和咱们的传统信仰完全不同的宗教，难度堪比上青天。”
“佛教几千年前穿过来，那时候我们本土的宗教还没发展成形，此后尚且还有三武一宗灭佛，第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民间信仰已经发展的相当成熟，说句毫不心虚的话，在当时那个年代，我们的文化比他们的文化更加先进，所以教会和西方国家那套高高在上的传教路数在咱们这里根本行不通。”
“所以啊，最开始的那些传教士就想了个办法，就是先打入上层，引起士大夫还有皇帝的注意，只要上层人物支持，他们的传教之路就能顺畅不少，除了迎合上层人物的喜好，他们还努力的从天主教教义和我们的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也就是所谓的‘适应策略’。”
“‘适应策略’是由咱们的强大国力决定的，简单点来说就是想要在中国办事儿必须符合中国的要求，不然哪儿来的回哪儿去，我们不缺那点东西。”
“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将不少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国，这些科学技术虽然不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但还是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刺激，也就是后来所谓的‘西学东渐’。”
“与此同时，那些传教士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制度等等，形成了所谓的‘中学西传’，引起整个欧洲思想界的震动，后来被京郊研究院吸纳的那些西方学者，有不少都是从传教士那里得知东方现状，然后兴趣越来越深，有些传教士甚至成了当时的汉学家。”
“但是，从现在的角度来说，传教士并不是东西方交流的最佳媒介，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传教，而不是推动文化交流，这一点在后来礼仪之争的时候凸显的格外明显。”
“大家可能都知道，欧洲的宗教在几次改革之后权利和影响力越来越小，世俗王权和教权的争斗从来没有停过，康熙年间，罗马教廷的教皇克勒芒十一世面临的就是教会日薄西山的局面。”
“罗马教廷风头最盛的时候，王室成员见到教皇要行吻脚礼，教皇的权利更是大到能够废黜国王的王位，不过那种盛况在克勒芒十一世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到克勒芒十一世当教皇的时候，教会已经没有办法控制欧洲的皇室。”
“克勒芒十一世迫切的想要恢复教廷的权威，只是能力不足，偷鸡不成蚀把米，反而和仅剩的几个支持者反目成仇，于是，他就盯上了已经被打开大门的中国，企图利用中国来解决困境。”
“我们中国地大物博，西方不少国家都希望和我们发展外贸，如果宗教势力渗入进来，很有可能借此掌握当时中国贸易的对外发言权，克勒芒十一世打的主意很好，可惜他们遇到的是咱们的千古一帝康熙帝、还有那一群脑袋瓜超乎寻常的王爷们。”
“耶稣会的传教士开了个非常好的局面，但是克勒芒十一世一封信直接回到原点，他给康熙皇帝写了封挑衅的信，信上附了罗马教廷对□□的《禁约》，大概意思就是，只要入了他们教会就不能祭祀孔子，甚至来连家里的祠堂都不准进，婚丧嫁娶所有事情都不准参加，在祠堂门口站一会儿都不行，家里也不准放祖先的排位，咱们几千年的礼教能让他们这么羞辱吗，当然不能，这下可不是直接捅了马蜂窝吗。”
“据说当时还是个光头阿哥的瑞王爷当场和克勒芒十一世的使者吵了起来，康熙皇帝也不是好脾气的，发现教皇还有教皇的使者都在挑衅他的权威，差点把所有的传教士全部驱逐出境，就算有些留了下来，之后也不能再离开中国。”
“前面也说了，传教士并不是东西方交流的最好媒介，康熙皇帝为什么那么有底气，是因为当时六皇子胤祚远游归来，带了一整个科学家天团回到京城，真心搞学术的大才来了，那些借着搞学术的名义来传播宗教的传教士们自然就不那么重要了。”
讲到这里，最开始提出问题的高中生不由抹了把心酸的眼泪，“可不是吗，大佬们自己过来还不够，各自写信送回老家，眨眼间就把好友学生什么的全忽悠了过来，拔出萝卜带出泥，七八个大萝卜一起拔，我们的课本厚度蹭蹭蹭的往上涨。”
“谁说不是呢。”解说员小姐姐也叹了口气，都是学生时代过来的，谁能不懂学习的苦。
解说员小姐姐停下来喝水，在场的学生们想起来他们要学的各种公式概念，捶胸顿足只恨自己不能早生五百年。
已经上班或者退休了的游客比他们还喜欢听这种打脸向的故事，这种来找事儿就打出去的事情听起来真的非常振奋人心，在所有人心中，他们都应该是这样，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国家爸爸的脸坚决不能丢。
各个展厅的情况都差不多，戴着小蜜蜂的解说员侃侃而谈，游客们听的入神，时不时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一起讨论，从开场到关门一直热热闹闹。
等最后一个游客离开王府，工作人员各自下班，人类看不到的世界渐渐醒来。
数据链悄无声息凝聚成人形，成年体胤祈睁开眼睛伸了个懒腰，先检查府上有没有少东西，然后兴冲冲飘到隔壁喊人，“四哥四哥，快出来，我今天又听到他们夸我了，你快来一起听。”
来瑞王府不夸瑞王，肯定是脑壳有问题，怎么会有聪明的脑袋瓜不喜欢他呢？
果然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最棒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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