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新君李弘到访后的第二天，调露元年（679年）十二月二十二（甲辰）日；也是新君登基后的第一个冬至日。照例举行大朝会，令列国君长、使节陈列于乾元殿，与文武百官一并朝拜于陛下。
然后，李弘自吉时起驾，前往太庙诸殿，告问列祖列宗；自此再度召集文武百官、大驾卤簿，前往南郊的圜丘（十二面天坛）祭天。这也是新君践祚之后的第一次祭天之礼，因此显得异常隆重。
前后随驾的扈从和卫士、朝臣和官员、内宦和宫人，外加上同行的列国君长、外番使臣，多达一两万人。闻讯从京畿道的四面八方，前来观礼和见证盛事的士民百姓、黎庶父老，更是数倍于此。
这也多少冲淡了，正在进行的另一项热闹事；就在天子出京郊祭城南的同一天，经过数月酝酿的嵩山封岳试，也是新君登基以来第一次制举恩科；在东都城内正式开启了。前后报考者多达万人。
其中的考生成分复杂，更涉及三教九流，士庶良人；乃至是在任的官吏，军中的将校；甚至是外藩酋首、番邦君长、列国使臣的子弟，都有人为之报考。将尚书省的礼部贡院给填得满满当当。
当然了，相对于先要到尚书省“集阅”，并参加礼拜文庙周公至圣先师，在则天门外朝见遥拜，等一系列官方活动，以及后续的到处拜谒、行卷、交游的常科举士；制科的流程就相对简单多了。
但因为是以天子身份开启的恩科，不比当初监国太子身份的规格。因此，除原本已定的“河湟经略”定边策选之外，又追加了历代兵书的节选和解析，对四夷九边的各族认知等一系列附加选题。
而这些后续追加的选题，也并不是增加难度，或是劝退大多数人。而是为了进行某种程度上，人才和专长的变相分流、筛选；只要能答对其中部分内容即可入选，以贡士身份列入潜在人才储备。
将其出身籍贯和个人情况，连同卷子一起封存文华殿。这样就算初入的大多数人，在后续的省试、殿试落选，日后也可以在有需要时，随时起用和额外征辟。同时也是为了某种创新的后续铺垫。
比如，李弘在内廷召对时，委任主考官的同时，又委任更多辅助的副考官；令不同部门归属之间，变相相互监督和制约；又强硬通过考生糊名和另行眷抄试卷的新例，以为消减个人因素和色彩。
但是作为变相的妥协和交换，也允许主考官、副考官保举自己看中的卷子，获得优先进入省试和殿试的少量名额；以及，在主考官、副考官共同审阅有争议的试卷时，以多决少的投票表决权等。
至于一些细节上的加强和改动，就不一而论了。比如统一配发的文具纸稿和个人用品、取暖的手炉、照明灯具；足以遮风挡雨的大棚与个人隔间，定时发放的茶汤；都无不在处处呈现出不寻常。
然而，这毕竟只是天子意志偏好，为主导的非定期制科，而不是需要宰相们直接过问，甚至挂名参与、亲自监督的常科例举；在通常情况下，甚至制科的结果，连政事堂的例会讨论都上不了。
负责主持初试的两位主考官，也只是从六品上的吏部考工员外郎魏玄同，加上正五品下的礼部礼部司主事张柬之；但是，这两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曾是东宫编撰局的出身，又被拔举入朝仕任。
所以，只要这两位关键人物的立场和态度坚持住了，底下那些品流更低的副考官、监考，或是御史台出身的巡察、检视；乃至正书、隽卷等佐员、堂吏；守卫的防阖；都没法翻出什么大浪来。
最终目的，还是让史上初次武举，提前出现在新朝堂的治下，并推动成为一种惯例。这样，变相开辟了一条军中上升通道的新君，大可以裹挟以广大将士的众望所归，更进一步巩固自身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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