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德教授说，今天，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先生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其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国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海军纵横大洋，实现了万国朝贡，盛世追迹汉唐；加强了中国明朝政府与海外各国的联系，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间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件世界性的盛举。
刘傻子教授说：“这一盛举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享、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欧阳旭副教授说：“这些记载，都代表了华夏的航海探险的辉煌，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八十多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郑先生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郑先生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郑先生下西洋期间所做的海外政治干预中，以长远影响来看，最重要的是操纵马六甲海峡—往来中国及海洋贸易的要道，选择扶植强盗头子拜里迷苏剌，于1409年，郑先生授与其国玺及皇袍。拜里迷苏剌曾亲自往中国朝贡，使其在马六甲沼泽地的据点，成为日渐富庶繁荣的商业中心。
张洪德教授说：“当郑先生的船队到达木古都束时。国王亲自迎接，设宴款待。郑先生向国王和王妃赠送了丝织品陶器和茶叶。国王送给明朝皇帝一只珍贵动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长颈鹿。”
华夏的丝织品、瓷器受到一些欧洲国家的欢迎，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是造船业的发达，航海技术的进步，包括罗盘的使用、航海经验的积累、航海知识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以及明初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宋、元以来中国海外贸易的发达，对外移民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为郑先生下“西洋”准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
明初这种强盛的国势、发达的贸易，本身具有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扩大海外的贸易和来往的要求。明太祖于1389年编制的《大明混一图》就是实例。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对外扩展海外贸易，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前往“西洋”诸国。
华夏唐、宋、元朝以来，造船技术发达，中国古代罗盘与火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大规模的远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永乐帝明成祖，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宣扬大国国威。元朝时华夏的远洋贸易，非常发达。拥有当时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几个港口，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还有大量的民船和商船，为后来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础。
郑先生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先生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
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甚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黄梅说：“郑先生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首先，人数之多。郑先生下西洋的人数，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有四次。郑先生每次下西洋人数在二万七千人以上。明朝军队有五个卫，每个卫五千多人。从《武职簿》来看，他们主要是来自沿海卫所。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最高是二百多人。航海人数的多少，也反映了一种实力。
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其次，船队编制。根据中国海军专业人员多年研究，郑先生船队由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编成。舟师就是现在的舰艇部队，基本单位是战船，它=们被组成编队，叫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担任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庄严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务，郑先生船队人员，主要有五个部分：指挥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贸易部分、后勤保障部分、军事护航部分。指挥部分是整个船队的中枢，对航行、外交、贸易、作战等进行指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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