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也不认识这七个字。”
老人把手机递还给张哲翰,缓缓说道。
张哲翰注意到他说的是“七个字”而不是“七个符号”,这不起眼的细节差别可大了。
“字”是可识可读的,“符号”就不一定了,字在未被解读之前都是符号,符号在被解读之后就可能是字。
“曲比哈达爷爷说曾经在您这儿见过这些字。”张哲翰认真地看着老人。
“莫急,小伙子,听我慢慢和你说。”老人还是不紧不慢,示意张哲翰和宁妮喝茶。
“我是说不认识,并没有说没见过。恰恰相反,我这一辈子都在参悟这些字。”
老人说罢,颤巍巍站起来,走进里屋,端出一个红漆木匣,放在茶几上。
木匣和曲比克刚漆器工坊里的漆器很像,只是这个木匣实在是太破旧了。
木匣上的红漆明显是长期抚摸导致了颜色变化,已经不是大红色,而是褪成了赭石色。
黑漆和黄漆描绘的花纹只依稀可见,露出了漆器的木坯。
老人不知道从哪儿取出一把小钥匙,捅开了木匣上的小铜锁,打开木匣。
木匣打开的一刹那,一缕金光破匣而出,在天花板上闪过。
张哲翰吃了一惊,这种神佚物才会有的景象,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张哲翰和宁妮都站了起来,老人摆了摆手:“别慌,坐下坐下。”
枯槁的手,从木匣里拿出了一片羊皮卷,和一个金色的面具。
“我这一辈子也没搞明白,这金光是怎么回事。只要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就会发出这道金光。”
张哲翰特意戴上早就准备好的白手套,接过羊皮卷,慢慢打开。
羊皮卷看上去非常陈旧,暗棕色,有点像故宫里古画的颜色,但摸着却很有质感和韧性,一点不像古画那种腐朽的样子。
非非测量的数据是36X45厘米,厚0.3厘米,年代不可测。
从一进门,非非就全程开启,进行记录、录音和录像,这是纪录片导演的基本素养。
羊皮卷中央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用朱砂色勾勒的抽象虎头,线条流畅,神采飞扬。
虎头的下方,同样用朱砂色书写着三行符号或者说“字”,三星堆发掘出的那7个符号,都在三行之中。
“彝族自认为是‘虎的民族’,虎是彝族的原生图腾,彝语称虎为‘罗’,多数彝人自称‘罗罗濮’,意思就是‘虎族’或‘虎人’。”老人介绍说。
“这些字您不认识吗?”张哲翰抬头问老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把它们都念出来。”老人用手在三行“字”上比划着,一个一个念了出来。
不是很长,听着和彝语差不多。
“我参悟了一辈子,也没解读出是什么意思。”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写满了遗憾。
张哲翰戴着白手套的手拿起金色面具,一靠近羊皮卷,又发出一道金光。
但张哲翰却没有读取到任何神佚物信息,羊皮卷和面具都没有。
“这两件东西是怎么来的?”宁妮问道。
“是我的老师阿苏拉则传给我的,他说,这是第一代毕摩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的遗物。”
这三个名字张哲翰都听说过,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是邹氏家主说的,阿苏拉则是一代彝族毕摩大师,至今美姑县城还有阿苏拉则藏经楼。
“阿都尔普和毕阿诗拉是什么时候的人?”张哲翰问道。
“毕摩经记载是一万年前,学术界认为至少是夏朝之前。”老人介绍说,“彝族文明比黄河文明要早很多,最初的古羌人,一支去了黄河流域,一支南下到了西南,成为彝族的祖先。”
“所以无论是彝族文化还是三星堆文明,都和中原文明完全不是一回事?”张哲翰说的其实是段院士的观点。
“你看看三星堆的青铜器,那种铸造技术,那种审美观念,中原出土的青铜器哪个能比?还有三星堆面具上的那些弧线,即使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也望尘莫及。”
老毕摩竟然学贯中西,这也不奇怪,毕摩原本就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传承者,语言、文字、哲学、历史、谱牒、地理、天文、历法、民俗、伦理、文学、艺术、医学、农学、技艺无所不通,他们世代学习,学习的内容并不限于彝族本身。
“这么多代的毕摩,这么多宗师大家,都没能解读出这两件东西?”张哲翰将话题归拢回来。
“都没有,我和我的徒弟曲比哈达穷尽一生,也未能参悟。我感觉可能非人力所能为。无法破解的传承,传多少代都毫无意义。”
“我们采访过的学者中,很多人都非常肯定地说,三星堆之谜的钥匙,一定在彝族身上。也许这两件东西就是他说的钥匙?”张哲翰试探着说。
“可谁又能破解呢?我老了,我徒弟也老了,再往下的毕摩已青黄不接,难出大家。”
“您为什么不把它们捐给国家?”张哲翰不解。
“我捐献过了,但他们不收。”老人无奈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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