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玉荣一脸冰霜，正襟危坐，开席后，除了小孩子们像麻雀似地叽叽喳喳之外，大人们都很拘谨，生怕磕碰了什么。孙安秀可不吃这一套，她以主妇的身份，给儿女、女婿、儿媳斟酒，给小家伙们夹菜，努力恢复喜庆气氛。对丈夫和婆婆，她敬而远之地绕过了。
对于孙安秀此举，王玉荣并不在意，也不想苛求，他早已习以为常。令他恼怒的是，儿女辈中竟没有一个给奶奶斟杯酒、夹一筷菜，或者哪怕说一句祝福的话。他忍着恶气，自己动手给母亲倒了一小杯稠酒，夹了两片肥烂的条肉。看着母亲蠕动的瘪嘴，他的心在流血，在流泪。怒火在胸中燃烧，岩浆在心底翻腾、奔突，他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叫你们吃，叫你们喝，叫你们高兴！”吼完，猛然将餐桌掀翻杯盘碗盏顿时噼里啪啦，汤菜酒饭一片混沌狼藉，几个人衣裤沾光，小外孙女吓得尖声哭叫。
所有的成年人，包括王玉荣自己一时都怔住了。
“我死了吧，我死了吧！儿呀，我害了你啦！”老太太老泪纵横，拉着儿子的衣袖大放悲声。王玉荣悻悻地搀扶着母亲，回房去了。抚摸着母亲瘦骨嶙峋的手，心里一阵阵苍凉。
大年初二，王玉荣叫了一辆出租车，把母亲送到只有间半住房的小妹妹家中。看着妹妹、妹夫连同外甥、外甥女不悦的脸色，他羞愧得屁股连椅子也没挨就急慌慌地逃出门去。
长期的悲伤、郁闷，使王玉荣的神经衰弱越来越重，常常“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茕茕而至曙”。人常说：青年人靠希望生活，老年人靠回忆生活。他觉得自己的往昔不堪回首。漫漫长夜，想着想着，常常不由自主地满腮清泪。
他想到自杀，想来一个干净利落的解脱。他甚至设想了许多种解脱的方式：跳华山、蹈海、卧轨、触电……他并不缺乏这方面的勇气，对于人生，对于家庭生活，他已经厌倦了，毫无留恋。唯一下不了决心的，是母亲！虽然有诸多弟妹，但母亲始终和他最亲，他无法忘记母亲每次见到他时那极其欣慰、极其慈爱的眼神。他不能容忍对母亲这般自私，这般冷酷，这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举！
正当王玉荣在痛苦和矛盾中煎熬的时候，一阵春风拂向他干涸的心田：西安一家企业慕名而来、请他为一项新发明做可行性实验。
这无异于迷途中的一块路标，洪水中的一叶方舟，他嗓音颤抖着一口应承。他觉得自己还有价值，生命还有意义。在谈到报酬时，他连连摆手：“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只要你们信得过我，我很愿意贡献一点余热！”尽管再三推辞，对方硬是放下了装有800元钱的一个信封。
这种新产品王玉荣过去虽然没有接触过，但基础理论是相通的。他觉得很有把握。一连半个多月，他把全部时间和精力，不，还有对生活的希冀和信念，统统倾注于计算器、公式和图纸上。按照他的计算公式，工厂进行加工、组装、试车，结果出人意料——报废了，失败了！
王玉荣深感震惊和迷惘。
这次实验，造成那家工厂六七千元的损失。对于王玉荣教授来说，却埋葬了他毕生的自信。
灰心，失落，惆怅，他无从排解。于是，他又执拗地接来了孙子王晶，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塑造这个16岁少年的人生。
王晶已经懂事，他有自己的生活情趣和爱好。他对爷爷的“多管闲事”既怕又烦。他在初中和高一，学习成绩既不拔尖也不滞后，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他自己感觉这样就很可以了。他觉得爷爷这个留过洋的博土教授活得也不咋样。当然，他也不愿像当工人的爸爸那样整天累得贼死过得窝囊。他只想以后当个公司经理、总裁什么的，体面，有钱，活得潇洒。所以，当爷爷把他像押犯人似地押解回来，用“牛不吃草强按头”、“赶鸭子上架”的方式进行强化补课时，他心里充满反感。
孩子就是孩子。他不会像大人那样善于压抑自己。6月19日这天晚上，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正在播放一场意大利甲级队员球赛。王晶烦躁地把演算本推到一边，两手交叉在脑后靠椅背上，长长地“唉”了一声。
坐在书房一角“陪”着孙子看书的王玉荣以为王晶遇到了难题，卸下老花镜走到身边，抚摸着孙子的头问：“怎么了？哪点不懂，我再给你讲讲。”
王晶粗暴地把头从爷爷手掌下扭开，怒冲冲地回答：“都不懂！你从小学一年级给我教吧！”
王玉荣听出了孙子的情绪不对，耐心地开导他：“晶晶，要静下心来学习。要学好知识，掌握本事，不吃苦是不行的。现在是个竞争的社会……”
不等他把话说完，王晶把椅子往后一摔，站起来，涨红了脸向爷爷吼道：“竞争，竞争，竞争又怎么样？！你不是行么？你不是有本事吗？不是照样把人家的机器搞坏了？！”
“你、你、你……”王玉荣没想到小小毛孩子竟揭他最觉痛苦、愧疚的这块伤疤！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孙安秀听到爷孙俩争吵，从自己房间跑过来招呼：“晶晶，来，到奶奶这儿来！”把交战的一方引走了。
王玉荣瘫坐在书房的藤椅上，心里充满悲哀。他并不生气，尤其不会和孙儿怄气。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绝望。回首往事，三四十年前、四五十年前像自己那样刻苦求学、奋力拼搏的精气神儿，在如今的王家，已经荡然无存了！真个是老虎生狗，狗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玉荣越想越怕，越想越绝望，竟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既然活着是种痛苦，那么死去就是种幸福……
夜已经很深。敞开的窗外吹来夏夜凉爽的风。妻子和孙f都已熟睡。在暗夜中枯坐良久的王玉荣教授扭亮台灯、给老母亲写了封诀别信。
放下钢笔，他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然后走上阳台，掂起那把久已弃之不用的利斧……
他砸向结发妻子，是为了恨。他砸向心爱的孙子，是出于“爱”。
他用剃须刀刀片割向自己的手腕，触摸裸露的电线，是为了解脱。
这一天，恰好是他67岁的生日。
在公安局预审室里，王教授态度顽劣，拒不回答任何提问。他只是单调地重复：“叫我签字吧，快枪毙我吧！”对于这种并不否认罪行、但拒不提供犯罪动机的特殊罪犯，警官们不想采取速战速决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只想采用耐心引导的办法，设法打开他心灵深处的“苦结”，但屡屡无功而返。每次预审收场，警官们总是苦笑着耸肩摇头：“唉，这老汉，真是根犟牛筋！”
在这个特殊政策下，7月23日上午，封家书通过监狱长递交到王玉荣的手中。
看着信，王玉荣哭了。那是他入狱后首次流泪，他竭力压抑自己的哭声，那压抑的哭声却更加悲怆、沉痛。他双膝跪地，一直哭了两个多钟头，以致自喻“心肠硬”的两位狱警也被老教授悲痛欲绝的哭声“熏陶”得“鼻子酸酸的”。
这是被亲情唤醒的良知的回应，这是被理解后痛悔不已的哀鸣，这是愧对亡灵、百身莫赎的自责和忏悔。
经他本人同意，预审科的同志看了这封信。信是他的儿女联名写的，执笔者是他们痛失母亲也痛失爱子的44岁的儿子王新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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