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英是从安徽省长任上调来的。
他是民选的省长，对于人民党所提出的“人民党|领导中国”的方针一向不置喙词，所以在原先的地方自治基础被改为各级常委会主导后毅然辞职。但张汉卿对于这群“不党”人士却欣赏有加，都尽可能安置了其它位置，以尽他们的能力为国多做贡献。
因为许世英的民族气节，故请其担任驻日公使。他的本意是无法在政治上实现对日强权，那就通过许世英恶心恶心这群鬼子吧。
许世英不辱使命。在上任后拜会老朋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就开宗明义地说：“予未习外交，不擅词令，所知者，公理与强权之分，强权固可逞一时，公理则永垂千古，理之所在，予必辩争到底”。
被先下一城的若槻只得回避外交事宜，重在叙旧，他笑着说：“吵嘴打架，又何伤焉，益争吵之后，仍不失其友谊。”
十多天后，许世英入宫觐见天皇。天皇设午宴款待，席间奏中国音乐。餐后在天皇与外国大使会谈的牡丹厅饮茶，许世英对天皇说：“天皇为生物学之权威者，一国君主，又为人类幸福之主宰，稍有摧残之念，则群伦生命，世界和平，皆受影响。”
当时天皇附和道：“当如言尽心，还期大使努力。”
在日两年来，许世英深刻地感受到随着中国的强大、与让日本人如哽在喉的事实，这也让他在心理上开始倾向于人民党。
政治开明人士的一个好处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一是一，二是二。人民党入主中国后给国家带来的变化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他是亲眼目睹的，因此流露出加入人民党的想法。
与他共过患难的少帅欣然允诺为其入党介绍人，并指示他努力为国安部日本局营造一个良好的侦测情报的环境。这是为国为党服务的好机会，许世英岂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热情？他更加勤奋工作，广泛收集情报，为中国政|府知日及据此制定对日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这次晖春发生大事件，他的心理其实是乐开了花。中国国家政策他是了解一些，国家的军事能力也是略知一二，他相信，只要人民党能够团结一切力量，打败日本是一定的。
从开始的冲突到晖春事件，他一直关注日本国内动态。根据他对日本的了解，此次事件不会善了，日本外务省此次约见，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
不过他仍然语气宽松地说出了诸如“希望两国罢战、暂退回营地、组织联合调查组”之类的话，因为他也接到国内的指示：给人民军调动留些时间。
于是，与涌动的杀气相反，中日两国的外交人员开始了极友好的交谈，双方尽兴而归。不过在这背后，是中国的紧急备战与日本的剑拔弩张。
自明治维新起，日本开始大力学习西方。在建军方面，普鲁士模式成为日军的楷模，师团制也是仿照德式建立。1888年，日本陆军将国内原有的6个按地域划分的镇台改称师团，番号从第一至第六。1891年，为警卫皇宫又成立了近卫师团。
师团编制采取两旅团、四步兵联队（相当于团），再加炮兵、辎重和骑兵联队，平时兵额1万人，战时足额则超过2万人。甲午战争前成立的这7个老牌师团，后来一直被日本陆军视为第一等部队，装备优先保障。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期间，日军成立了第七至第十八师团。占领朝鲜后为镇压当地人民反抗又建立了第十九、第二十师团。被日军视为二等师团。“大正裁军”时这类师团解散了4个，剩下10个同原有的一等师团共17个，这些是日军战前的“常备师团”。
这17个师团中，部署在台湾的为第14师团，常驻中国东北----即关东军主力为第2师团，驻朝鲜为第19，20师团。
以中国民国初年错综复杂、军阀混战的时代，用这些少量兵力足以应付任何一个派系的挑战了----其实国将不国之际，又能有哪个军阀，敢于在老虎头上捋须，敢触日本人的龙颜？
然而在张汉卿的带领下，奉系入主中国的速度之快令日本人瞠目结舌，孰少应变之道。加之国内一系列事件的烦扰，等到再将重心关注到中国本土之时，中国人民党已牢牢把握住国家权力，中强日弱之战略形势已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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