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永吉的提前敲打，沈世明这个新首相的上任过程十分低调，不但没有在门前敲锣打鼓，甚至连访客也一概不见，只是按时去国务院上班下班。
就算是上班期间，他多数时候也是一个人在首相办公室喝茶看书，平时不太喜欢跟其他阁员来往，一言一行也格外谨慎，轻易不发表意见。
一旦有其他同僚因为公务的事情过来问他的意思，他通常都是先听你说一通，等你说完了，他才说此事再议，然后就继续低头看书喝茶。
这种磨洋工似的做法，虽然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但却引起了副相王韬的不满。
王韬现在既是内阁副相，又是教育部长，本身又是个有大抱负的热血中年，一心想干大事，换言之就是冲劲儿十足，要不然科举改革也不会干的有声有色。
简单的说，王韬是个有能力也有野心的人，一心想要在新生的中华帝国大展宏图，成为一个名流千古的名臣。
就是因为有这种抱负，所以当听说李永昌离职之后，他的心就热了起来，因为他遍观内阁诸人，似乎就是自己的资历跟能力最高，因此首相的位子十有八九是他的。
然而皇上最终没选他，而是选了个几乎没听说过的人来当首相，这自然让他很失落。
不过经过一番打听，王韬也就释然了，毕竟根据他打听到的消息。这沈世明跟李永吉的时间比他早的多，而且以前他负责打理的都是皇产，所以应该是内部人员。这样一比，他也就无话可说。
本来他是想认命了的，但沈世明的工作态度实在让他不适应，毕竟跟前任相比，这位新任首相就有些太过怠政了。
想当初，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哪怕是皇上的亲哥哥。平时也总是早到晚归，而且经常召开内阁会议。跟大家一起商议各种事情，总是表现的一副虚心求教，兢兢业业的姿态，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
可以这么说。李永昌当首相的时候，大家对他都是敬佩有加，可这位倒好，论身份顶多就是个投机取巧的家奴，但架子却不小，来国务院后总是关起门来自己玩，也不怎么跟同僚交往，甚至连内阁会议都很少开。
好吧，这样也无所谓。但很多事情是绕不过首相的，因为有一些行政命令是必须加盖首相印才能正式实行的，否则
没错。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为了讲求效率跟纪律，讲究的是认印不认人，也就是说下级机构的官员执行命令的时候，不管是谁下令，只看你有没有相关的行政文件，行政文件有没有加盖相关印签。
这其中。皇帝印自然是最高级别的，只要加了皇帝印。那就是一路同行，是最高优先级别。
中华帝国的皇帝印只有一个，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天子二十五宝之类的，就只有一个用繁体印刻了“中华帝国皇帝大印”八个大字，周围还有繁复花纹的黄金制备的印玺。
之所以没有用玉，而是用黄金，是因为相比玉器而言，黄金更不容易损坏，而且这个印本身也不大，可以随身携带，随时用印。
另外，关于中华帝国皇帝印玺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是写入最高法的宪法里面。
比如皇帝印玺都有什么职责，哪些功能，假冒皇帝印有什么处罚等，都有详细的法律条文规定。
因为这个皇帝印可以用在各个场合，几乎是万能的，所以又被称之为万能印。
但也正因为皇帝印几乎是万能印，事关重大，所以对于假冒方面的惩罚力度也就格外重。
根据最高法规定，假冒皇帝印者，罪同谋逆叛国，所有相干人等不问身份，不问缘由，验明正身之后，在判决生效之后的三日之内斩立决。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在九族之内也要全部抓捕，进行严格的审问，并根据知情多少，判处斩立决或者有期徒刑二十年以上的处罚。
换言之，你如果是假冒皇帝印的罪犯九族内的家属，哪怕不知情呢，也要最少判二十年有期徒刑，除非你在正式抓捕之前提前向国家告密，才可以被判无罪。
可以说，这是相当严格的处罚了。
连皇帝都这样了，是万能印，并且宪法也都给各级官僚的官印规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以法律的形势，赋予了不同官印以不同的权力跟义务。
换言之，偷盗官印假冒官员的事情，风险变的更大了，而官印的地位也被拔的更高，而去除各种乱七八糟的印，只有一个万能印，这也能够加快一点行政效率。
言归正传，就政府层面而言，皇帝之下，最有权力的就是首相了，在没有皇帝印的情况下，加盖了首相印的文件就可以说是一路同行的最高通行证。
虽说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跟最高元老院跟国务院平级，不过面对内阁成员，特别是首相而言，除了皇帝可以任命与罢免，其他任何机构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内阁首相进行指手画脚说三道四，顶多只能去监督一下你的行为，然后搜集证据，找皇帝去告状。
这是因为要罢免内阁首相太难了，首先你要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提交众议院，众议院再正式召开听证会，进行讨论并通过弹劾议案，才会让众议院议长向元老院提案。
然后元老院收到弹劾议案，还得再召开一个听证会，再进行一番讨论并通过。再提交弹劾议案去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经过正式的开庭审判，经过法庭答辩，最终也判决有罪。然后就会提交判决书给皇帝。
皇帝这边看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通过了，会再下达行政命令，先罢免内阁首相的身份以及一切特权，再送还给法院，以一介白身，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接受起诉。通常会跟着各种刑法、民法之类的各种罪名，让你锒铛入狱甚至被判死刑。
以上。就是以程序正确的方法去扳倒内阁首相的方法，可想而知这里面的难度有多高。
当然，问题其实也可以很简单，那就是直接找皇帝告状。假设皇帝看你不满，要罢免你，那么通常会让你自动辞职，你要不识抬举，要走程序那也很简单，皇帝只要透露个意思，所有程序都会一路同行，不会有半点难度，而且要什么罪名给什么罪名。
从这一点来看。虽然中华帝国搞了个皇帝之下的四府分立，相互约束，但本质上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独裁统治。依然还是人治。
不过呢，要说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也有好处，那就是从程序上设置了障碍，一旦皇帝的权威没有李永吉这么强大，那么四权分立的作用就会正式显露出来，这样一来。哪怕李永吉的后代不成器，也不会影响帝国的运转。起码保持帝国的体统。
比如说宪法里就有一条，一旦元老会觉得皇帝不称职，甚至有叛国嫌疑，就可以提交弹劾皇帝的议案，当然这个弹劾皇帝的流程就更复杂更难通过了，但终归是有这么一条。
换言之，李永吉搞的这套制度，既可以玩君主专制式的独裁，也可以玩君主立宪式的民煮，运用之妙，全看时代的发展。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首相的权威才十分的重，除了皇家禁卫军、议院、法院这几个系统之外的一切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都由首相说了算。
那么，一旦首相昏庸怠政，国家很多的政令就必然会陷入停滞，无法顺利执行，而这也是王韬最为看不惯的。
说首相权力大，最简单也直观的一点，那就是首相卡着经费。
虽然帝国有财政部掌管帝国的财政审批与预算，但除了规定的官员薪水之类固有支出外，如果索要额外经费，那就必须找首相签字用印，否则你就要不出钱来。
王韬现在正在到处推广科举改革，到处兴办新式学校，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可这时候财政部告诉他不能给钱，因为没有首相同意。
而当王韬去找首相沈世明要经费的时候，沈世明倒是听了不少，可最后就只是一个再议，完后就没音信了。
这么一次两次三四次之后，王韬的也沈世明搞的越来越上火，后来干脆就想到了告御状。
告御状现在也不容易，李永吉目前并不在永华宫，依然在虎丘的虎穴中练兵，平时根本见不到人，要找也只能通过无线电话。
问题是，目前国务院里面，除了首相拥有可以直接拨打给李永吉本人的直通电话外，其他人打电话，只能先打到内务府的皇家秘书处，然后你把你的留言告诉秘书处的值班秘书，值班秘书再转告给皇帝，皇帝再根据秘书的汇报情况，选择跟你直接通话，或者通过秘书转达命令，甚至搁置命令也有可能。
换言之，目前国务院中除了首相大人，其他人都无法直接跟皇帝通话，只能通过值班秘书转达，而皇帝如何跟你联系，那全看皇帝的心情以及对你的重视程度。
好在王韬身份特殊，怎么说也是当年李永吉亲自提拔的大员之一，还算印象深刻，所以他一次两次三四次的告状，加上他还联络了其他阁员一起告状，终归也起了点作用。
就是说，内阁成员的集体告状，终于让皇帝李永吉也无法忽视，并且开始直接打电话问沈世明最近的工作情况。
“让你低调做人做事，可不是让你怠政。”李永吉直接道，“让你以学习为主，也不是让你什么事情都不管，你看看，才上任多久？就有这么多人告你的状，你是怎么做事的？”
对此。沈世明只是恭敬的回答道：“陛下，臣承蒙皇上厚爱，怎么敢怠政呢。现今这个情况，实在是另有原因。”
“哦？什么原因，我倒是想听听。”
“陛下且先宽心，请容臣慢慢禀报，其实就算陛下不问，臣最近也要抽时间跟陛下汇报一下最近的心得的。”
紧接着，沈世明就开始一点一滴的针对告状内容做起了解释。不过说是解释，但因为引申的东西更多。说的也更详细，不如说是一种工作汇报。
按照沈世明所说，他当上首相之后，虽然是按时上下班。但其实都是拿着资料与文件回家，回家后也依旧研究学习个不停。
由于从不见客，也不去跟人打交道，这让他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与了解帝国目前的行政机构，到如今，他已经基本掌握了政府的官僚体系以及运转程序，并且还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
他之所以不怎么召开内阁会议，找其他内阁成员开会，是因为他觉得暂时来说。开会意义不大，纯粹是浪费时间。
因为现在帝国的行政机构只有一个基本框架，但各方面都严重缺人。很多位子都是只有官位却没人上任，所以就算开会讨论出一个章程，具体到
毕竟中华帝国讲究依法治国，按照沈世明的理解就是讲法家，所有官员的行政作为都有法可循。虽然没具体的法律条文，但什么级别的官能管多大的事儿。还是有明确规定的。
比如市长就管本市的事儿，市警察局长就管本市的警察局，市财政局局长就只管本市的财政问题一样，简单说就是各司其职，不能越权。
本来这是个好事儿，能够责权分明，一旦出了问题，可以很快找到相关负责人，避免互相推诿，这就叫官员负责制。
而在官员负责制的同时，为了避免人浮于事，懒政惰政，还同时实行行政命令限时制。
所谓行政命令限时制，就是指根据不同地方不同官员的情况，规定一个执行命令的时间限制，以加快官员执行命令的效率。
具体而言，比如一个行政文件从上级官员签署生效，到派到个限制的缓冲时间。
如果在时间限制内执行公务并完成命令，就是优良，如果完不成，或者在规定时间内没有去执行公务，那么就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报告，解释要是不被上司认可，就要受罚，但不论是否被上司认可，你都是多了一个未能按时完成行政任务的污点，这个污点会记录在案，伴随你的一生，影响你以后的政绩考评。
平心而论，官员负责制加行政效率限时制，的确可以加快行政效率，让各级官员不敢怠慢，通常是得到命令就赶紧去办，生怕做晚了就被责罚，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这两套制度，可以说最早是出自李永吉的建议，但最终制定并实行出来的，却是首任首相李永昌，这也是李永昌最得意的几个制度之一。
但是，万事有利有弊，这两个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从上到下的催逼制，再加上各地的内务委员的监督挑刺，导致所有中下级官员在接到上级命令的时候，通常不会多做考虑，不会过多考虑，这难免会有些生搬硬套，造成一些地方上的不和谐。
虽然现在因为官员少，命令也少，问题还不算多，但因为行政命令过于生硬，从而造成的官民冲突的事情却已经发生了不少。
最典型，也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强拆问题以及修路问题了。
不管是为了以工代赈也好，是为了加强地区间的联系也罢，反正李永吉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修路，他的九个生产建设兵团，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城市建设，比如南京建设兵团的大部，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几乎都用在修路上，所以本质上就是九个修路大军。
修路本身是好事儿，特别是在财政充裕的情况下，既能够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够改善民生。还能够加强国防，算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这在沈世明看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政策。
但是。因为修路的时候过于简单直接，只强调简短，路线几乎都是从地图上直接划线，最多考虑到是否要绕山饶水而行，却根本没考虑中间会遇到多少个村落，多少个民居，也没考虑遇到民居的时候要不要绕道。因此修路过程中必然更当地住户产生冲突。
简单说，修路的宗旨就是十六个字：遇山绕路。遇水搭桥，见房拆房，见坟填坟。
虽然也有补偿款，但补偿款的数目是不同的。通常是根据当地的财政能力以及被强拆户的经济情况来进行补助。
而且，很多地方，特别是遇到祖坟的情况，那是给多少钱也不搬的。
本来类似这种事情需要好好的协商解决，问题其实也不算大，可就因为官员负责制以及行政命令限时制的催逼，加上中华帝国新政府官员大都是商人小吏等投机分子，又仗着警察的撑腰，只顾着上司命令。从来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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